美国文化学者罗伯特·雷德菲尔德认为：“城市的作用是改变人。”纵观城市的发展历史，城市总是按着时代的要求塑造着新的城市人。无论是古罗马的贵族，还是中世纪的骑士，或者中国古代城市中的商贾，都是在创造着符合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个人的活动同样刻画上时代的烙印。“缔造和改造人类自身，正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，在任何一个时代中，相应的城市时期都产生多种多样的新角色和同样丰富多彩的新潜力，这些东西带来的法律规范、举止风度、道德标准、服装、建筑等各方面的相应变化，而这些新变化最后将城市变成一个活的整体。”城市形象是城市本质的一种反映，城市的主体是人，所以描绘城市形象的过程，也就是描绘人的形象的过程。
城市经常以“换喻”的方式现身，比如体现为人群：“我们通过人群看到城市。”至于巴黎的人民，“即使是成人，也还是野孩；刻画这孩子，便是刻画这城市，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借了这天真的麻雀来研究这雄鹰。”雨果塑造的巴黎，强调是用巴黎的“孩子”来表现巴黎。在《悲惨世界》序言中，他说：“贫困使男子潦倒，饥饿使妇女堕落，黑暗使儿童羸弱”，这是雨果对当时巴黎的看法，这种划分可以为我们所借鉴，用来对这个天幕下生存的人类的主要形象予以划分。
热情而无畏的孩子
孩子的天性是追求自由，巴黎作为一座自由之城，在人类的生存状态中就有如一个可爱的孩童。在小说第三部第一卷《从巴黎原子看巴黎》，雨果对巴黎的孩子与巴黎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论述。认为野孩可以代表巴黎，巴黎的孩子可能生活贫困，可能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，但是他们是欢乐的。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隐语，自己的行事风格。可以随时在巴黎的每个地区发掘新鲜玩意，并且“野孩”是巴黎所特有的，是“其他的任何城市有不起的”。
如果说人类的一切罪恶都是从儿童的流浪生活开始的，那么巴黎有资格“另当别论”。在其他的任何大城市，一个流浪的儿童等同于一个没有未来的成人。这些没人照料的孩子会染上各种恶习，进而会自甘堕落。巴黎的野孩子却不是这样，他们的内心绝对纯洁，因为“呼吸巴黎的空气，便是保持灵*的健康”。他们甚至可以在历次人民革命中发挥重大的作用，小伽弗洛什就是这样的一个野孩。
伽弗洛什是巴黎流浪儿童的代表，他有父母，却依然在街头流浪，因为他早已被他的父母“一脚踢进了人生”。他经历着人间的悲苦，却依然乐观，每天用清脆的嗓子唱歌，像巴黎的一只“小雀”。遇到小叫化子，伽弗洛什会把自己的羊毛围巾送给她，。有同样无家可归的孩子，伽弗洛什就带着他们到自己的住处去避难。街垒战斗发生时，这个衣衫破烂的孩子立刻加入战斗。他不顾自身安全为马吕斯送信，又凭借个人的经验，认出了潜伏在队伍中的沙威。面对敌人的枪口，他一边在街垒拾取子弹，一边高声唱歌，像是“小麻雀在追啄猎人”，雨果认为他是一个“伟大的小灵*”。他的乐观勇敢代表了巴黎精神，是“祖国的荣光”。
“野孩说明巴黎，巴黎说明世界”，因为“巴黎是人类的天幕”，是“宇宙的同义词”。我们应该多留心这些“野孩”，因为小不点总会长大的。
马吕斯就是长大后的巴黎孩童。父亲是拿破仑时代的将*，但由于种种因素，父子不能相认，马吕斯只能和外祖父吉诺曼一起生活。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，他决然搬出了外祖父的公寓，开始过起了穷困却独立的生活。雨果认为他是一只“能忍受鸟笼的鸟”，艰辛的生活可以帮助马吕斯快速成熟，他自学英语、德语，并当了律师。马吕斯是善良的，他资助陌生的邻居，帮助保护冉阿让。直到最后参加街垒战斗，战斗到最后的时刻，身负重伤。他的身上也有着巴黎孩童“热情欢乐的活力”和“无所畏惧”的精神，这些也正是巴黎精神的体现。
温婉而美丽的女子
生活在“悲惨世界”的巴黎女子，性格各异，命运也各不相同。她们的经历与巴黎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无论是美丽纯洁的芳汀，阴暗卑鄙的德纳第太太，亦或是可爱的珂赛特，忠诚的爱潘妮，都对巴黎有着不同的感情。在她们的映衬下，巴黎有如一位美丽而又温婉的女子，女子的柔媚与忠诚打造出了巴黎浪漫之都的形象。
芳汀16岁时到巴黎来“碰运气”，后来成为巴黎青年多罗米埃的“爱宠儿”。雨果把这些生活在巴黎的学生，都称作是巴黎人，认为他们在巴黎求学，便算是生在巴黎。芳汀对多罗米埃的出身却不以为意，坚信多罗米埃是她的归宿，所以还在“做着她初次的情梦”。巴黎的“拉丁区目击了情梦的滋长”，爱丽舍广场却见证了这场梦的破碎，多罗米埃在逢场作戏后转身离开，留给芳汀的却是无限的痛苦。一直以来依靠多罗米埃过活的她，早已经没有了谋生的能力，而巴黎已经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失贞的女子，此时的芳汀只有选择离开巴黎，回到家乡蒙特勒伊。为了支付女儿珂赛特的抚养费，她努力地在工厂做工。身份被揭穿之后，芳汀被开除，无路可走，以致最后卖了金发和牙齿，沦为公娼。这一切为她和冉阿让的相遇做了铺垫。得知芳汀的遭遇之后，冉阿让心存怜悯地替她照顾珂赛特，后来逃亡到了巴黎隐居，希望“巴黎可以吞没一切”，可以说是芳汀的“逃离”促成了冉阿让日后的“回归”。巴黎是芳汀爱情梦碎的地方，却成为她的女儿收获爱情的地方，这不难理解为是一种幸福的继承与超越，抑或是为巴黎正名：巴黎，可以带给人们幸福。
雨果在《克伦威尔序》中提出了著名的美丑对照原则，认为：“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……丑就在美的旁边，畸形靠近着优美，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，美与恶并存，光明与黑暗相共。”在《悲惨世界》中，他同样将美丑予以对照，在塑造芳汀美好形象的同时，对德纳第太太的悍妇形象加以渲染，可以让美人更美，小人更加卑鄙。
德纳第妈妈是一个“赤发、多肉、呼吸滞塞”的妇人，是个“典型的装妖作怪的母老虎”。她老像有满腹的心事一样，“那是由于她多读了几回香艳小说。她是那么一个扭扭捏捏、男不男女不女的家伙。”她还年轻，但是身躯是魁梧的，“像游乐场中的活菩萨”。她对女儿的慈爱感动了芳汀，使得芳汀放心地将珂赛特留在孟费郡，却不料此举给芳汀母女带来巨大的痛苦。小客栈破产后，德纳第一家搬到巴黎“寻找机会”，这位母亲将她所有的爱都给了两个女儿，对她的儿子却视而不见。把他们早早的扔进巴黎社会中“自生自灭”。与芳汀的善良相比，这位母亲只有对待自己的女儿才善良，其他时候都是贪婪而又卑鄙的。住在戈尔博老屋时为了骗取冉阿让的资助而装病，转身就恶狠狠地帮助囚禁冉阿让。她是生活在巴黎底层的凶悍丑陋的妇人，是德纳第等黑暗势力的帮凶。但是，从另一个层面来说，这位德纳第太太正是深深地爱着她的丈夫，才会对其言听计从。只是这种几近疯狂的爱恋，已经称不上是浪漫，而是沦为雨果美丑对照原则中的对立面，用以衬托其他人浪漫的爱情。
珂赛特和爱潘妮分别是芳汀和德纳第太太的女儿，两个女孩都爱慕着巴黎青年马吕斯，但是她们的命运却有着天壤之别。珂赛特是雨果浓墨重彩塑造的女性形象，爱潘妮虽然描绘不多，却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人物，对体现巴黎的面貌有着各自的作用。
珂赛特刚出场时是个两三岁的“小仙女”似的孩子，被母亲寄养在德纳第夫妇家，被打骂虐待几年之后，冉阿让带到巴黎的珂赛特变成了一个“体瘦面*的丑孩子”。她出生在巴黎，生存的困境导致她离开巴黎，过着非人的生活，在德纳第家里“好像她只是一条狗”，直至冉阿让的出现，帮助她重回巴黎，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。儿时的经历教会她沉默和顺从，所以和冉阿让深居简出的日子，无论是躲藏在小比克布斯的修道院，还是居住在巴黎的贫民窟，珂赛特都从来不追问原因。她只要有自己的一片天地，有花园可供游玩，就渐渐的忘记了童年的苦难。冉阿让经常带她去公园散步，在客观上反而帮助了她和马吕斯的相识。冉阿让也试图带她离开巴黎，却未能成行。也许，这正符合了雨果所信奉的宗教的因果循环，珂赛特注定要在巴黎找回她母亲丢失的幸福。雨果认为“巴黎可以包容一切”，巴黎的胸襟完全可以保护这个绝对天真与驯服的女子。
爱潘妮的性格与珂赛特恰恰相反，她勇于行动，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。随父母迁居巴黎之后，因为生活所迫，她和妹妹以偷盗、诈骗为生。在雨果笔下，苦难是人性的炼金石，虽然贫困导致了爱潘妮的堕落，但是她依然是有主见的，敢为理想献身的女子。她大胆地对马吕斯表明了爱慕之情，虽然没有得到回应，她也没有怨天尤人，而是竭尽全力帮助马吕斯寻找珂赛特的住所，帮助保护珂赛特不被侵害。在街垒战斗中，爱潘妮不顾个人安危，用手挡住枪口，救了马吕斯性命，自己却溘然长逝。她是生活在巴黎社会最底层的一位命途多舛、却又坚强勇敢的美丽女子。
坚定执着的男子
著名的社会学家汉娜·阿伦特认为：“积极的生活，就是处于积极活动中的人类的生活，总是根植于人与人造物的世界之中，这个世界是他永远不可能脱离或彻底超越的，人与物，构成了每一项活动的环境，离开了这样一个场所，人的活动便无着落；同样，离开了人的活动，这个环境，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。”巴黎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，它是巴黎人类活动的成果，与生活在其中的城市人的命运息息相关。
雨果在《悲惨世界》中认为“巴黎是个好孩子，它豁达大度的接受一切，凡事都好商量，丑态使他欢跃，畸形使他喜悦，恶德使他忘忧。”巴黎就这样接受了人们赐予她的所有事物。巴黎是人创造的一种环境，这个环境既是为人所依存，也是人改造的对象，也就是说，巴黎作为一种人文与物化的环境，在养育着她的子民的同时，也在改造着他们：冉阿让就是巴黎城中的再世基督，沙威是被周围环境成功改造的人物，德纳第则是顽固不化的代表。这些为不同目标而执着坚持的男子，是巴黎硬朗形象的集中表现。正是通过对这种执着坚定的精神的塑造，来展现巴黎作为革命之都的风采。巴黎，既鼓励人们产生对自身命运的不合理性进行反抗的精神，也有着为国为民的革命情怀。
冉阿让是小说的主要人物，他人生中最欢乐的时光是就和珂赛特一起在巴黎度过的。冉阿让的一生都是为他人而活着。他本是外省的一个普通的修剪树枝的工人，由于不忍看着小外甥挨饿，偷了一片面包，却换来19年的苦役生活。其间，他思念亲人而越狱，却换来更严重的刑罚。终于再次获得自由后，他却得不到社会的尊重，于是想要报复社会。是卞福汝主教的光辉影响了他，指引他向善。凭着自己的才智，冉阿让在滨海蒙特利伊创造出一派繁荣景象，由于他的善行，被推举为市长。他不忍别人代己受过，从而主动出现在法庭承担罪责，换来沙威的穷追不舍。他扶弱济贫，也因此与芳汀相识，机缘巧合地承担了珂赛特的抚养任务。他冒着生命危险从德纳第夫妇的魔爪下把小珂赛特救了出来，带着她隐姓埋名来到巴黎生活。他乐善好施，却因此暴露了自己。为了逃避沙威的追捕，他们躲藏在修道院之中。后来革命爆发，冉阿让毅然走上街头，不顾个人安危的去救街垒中受伤的战士，这些都是其舍己为人的种种表现。
正如大多数浪漫现实主义小说所表现的一样，雨果给巴黎添加了额外的宗教寓意。冉阿让进出修院的过程，俨然是基督再生的故事，冉阿让成了世俗的基督。在小说第二部第八卷《公墓接受人们给它的一切》中，冉阿让藏在棺材中被运出修院，由于公墓换了新的埋葬工人，割风一时想不到办法救出冉阿让，冉阿让就躺在地下“渐渐失去了知觉”。所幸，割风用计支走了埋葬工人，将冉阿让“复活”。在这里，冉阿让确实被活埋了，而后又在坟墓中复活。这样的宗教寓意，在作品中还有其他的体现。冉阿让背负着在街垒斗争中受伤的马吕斯，就好比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，走进了巴黎巨大的下水道系统，就如同走进了地狱之门。“当他在德纳第的帮助下跨过‘冥河’，从这个地下世界走出时，一个基督救赎的隐喻已经昭然若揭。”小说中的主人公之所以要陷入城市中的人间地狱，一部分是与当时的*治相关。而这种*治因素又与冉阿让、珂赛特和马吕斯三人的命运紧密相关，冉阿让的苦役犯身份，会影响到珂赛特的生活，为了珂赛特的幸福，冉阿让牺牲了自己的一切。最后，在武人街的小公寓离开了人世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历史进程中的冉阿让必须死去，以便以“另一种形式在现实中重生”。
在冉阿让的背后，总有着一个影子样的人物，他代表了法律的一种偏见。这个人就是沙威。沙威出生在监狱，出身的低微加重了他的自卑感，所以对法律和权贵表现出极端的盲从。他“尊敬官府”、“仇视反叛”，他是个“人脸加在那狼生的狗头上”的恶人，“有一个塌鼻子，两个深鼻孔，两大片络腮胡子一直生到鼻孔边。”雨果对这个人物也充满厌恶，认为“初次见到他都会感到不愉快”。由于在揭发冉阿让的身世上的突出表现，沙威得到了重视，被调到巴黎警局工作，从此开始对冉阿让不依不饶的追踪。从戈尔博老屋到小比克布斯修院，之后又曲折地重回戈尔博老屋，沙威似乎用他追踪的脚步丈量着巴黎的大街小巷。他的形象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法律的不近人情与凶狠残暴。雨果在《克伦威尔序》中说：“生活有两种，一种是暂时的，一种是不朽的；一种是尘世的，一种是天国的。它还向人指出，就如同他的命运一样，人也是二元的，在他身上，有一种兽性，同时也有一种灵性。”在雨果看来，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善恶两方面，并且“光明可以涤荡黑暗”，沙威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。
沙威的放人与自杀，也许是人性的光明面一定可以战胜黑暗面的完美体现。冉阿让在可以处决沙威的时候，选择了放走他，这样的德行感动了沙威。在冉阿让背负马吕斯从下水道爬出后，沙威帮助他将马吕斯送回家，然后跳进塞纳河自杀。因为事实告诉他，他苦苦追捕的苦役犯是个圣人。冉阿让的以德报怨，唤醒了沙威隐藏的灵性，使得他幡然悔悟。雨果在小说中写到：“减少黑暗中的人数，增加光明中的人数，这就是目的。”沙威就是从黑暗中被唤醒的人物，实现了自我救赎，表现出对自身盲目性的克服与反省，他是可以被感化的巴黎警探。
雨果在塑造人物时，并没有重点描绘人物怎样获取成功，而是着重于对市民精神的塑造，人物的精神最可以体现出一个城市的风貌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被德行感化，德纳第就是一个与冉阿让的基督精神形成鲜明对照的角色。他是属于那种“爬上去的粗鄙人和失败了的聪明人组成的混杂阶级”，德纳第在走投无路时带领全家到巴黎“寻找机会”，却依然是游手好闲，无恶不作，最终拿着敲诈马吕斯得来的钱离开巴黎。在雨果看来，这样阴险狠*的小人，只能是巴黎的过客，不能长久地在这个城市生存。
雨果在第四部第七卷专门以《黑话》为题进行论述，对黑话的起源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。认为在法国已经存在了年的黑话是一个民族的特色，是人类社会的一种产物，是穷苦人的语言。但是，从根本上说，黑话就是黑暗中人的语言，是所有穷苦人“在地下共同起造的建筑”。德纳第与巴黎的“四人帮”一样，是巴黎的“夜行者”，作为地下活动者的他们，有着自己的一套话语，这也不失为巴黎的一大特色，是城市的独特风景。
雨果意识到，生活在巴黎城中的人们，也将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的进步与发展，他们在彰显巴黎精神的同时，也在改造着“天幕”下的巴黎。关于冉阿让、沙威、德纳第还有马吕斯的故事，与当时的历史是分不开的。在大浪淘沙的历史过程中，冉阿让与沙威都被历史推向死亡，德纳第则是在底层继续挣扎，而马吕斯是新的意识形态的代表，新的历史阶段帮助了他的成长。也只有这种新的精神能“拯救巴黎，既拯救作为法兰西首都的巴黎，也将拯救作为贫民窟的巴黎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