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捐赠故事·第3期
受访对象/苏家铭
采访记者/梁非凡
年的冬天，在山西原平的一个小山村里，一对农民夫妇跪在他们家后院的玉米地里。
寒风凛冽，大雪厚得没过了膝盖，脚下埋着的是他们已去世的十多个孩子。
56岁的陈天文，嘴里念念有词：
“你们安息吧，
你们要保佑在世的弟弟妹妹们，
希望他们能够健康地成长，
能够继续地活着。”
老两口的边上跪着几个四五岁的孩子。
当时风呼呼地吹，天上还飘着雪，在他们的边上有一位小伙子举着摄像机，满脸都是泪水，手不断在颤抖，那个人就是我。
年，我还是一个浙江工业大学广电专业的在读生。
当时正在准备毕业作品的我，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——山西原平市楼板寨西庄村，一对农村夫妇陈天文与郭改然用了20多年时间，收养了40多个残障弃婴，有的是先天唇腭裂，有的是肢体畸形，有的是脑瘫，也有个别单纯是生父母无力抚养的健全孩子。
当时我就决定，要以此作为毕业作品选题，记录这对夫妇的故事。
那年冬天，我坐上了开往山西的火车，那是我第一次没有在家过年，而是和一对陌生的夫妇、一群残疾孩子度过了春节。
01
初见
在去之前，我设想了好多关于他们家的场景。
在我看来，那里应该萦绕着痛苦的、阴云密布的氛围，毕竟，一屋子里十几个疾病缠身的孩子。
在火车上，我已经和搭档充分沟通，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当我们经历二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，推开院门的时候，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——一个乡村的小院里，孩子们在追跑打闹很开心地笑着，大叔大妈正端着一盆水从屋里出来，当时一个词就在我脑子里蹦出来，那就是“家”。
虽然日子很艰难，但他们很乐观，孩子的脸上都是最朴素的欢笑。
刚开始接触，他们对摄像机还有一些陌生感，但后来的一件小事，不仅消除了他们对镜头的拘束感，而且让我真正成为了他们的“自己家里人”。
到那的第一天，他们把二儿子结婚用的新房腾出来给我住。住了一晚上，我怎么都觉得不舒服。
第二天我跟大妈说我想换一个房间。
“大妈我能不能到南边的那个空屋去住？”
“不行，你肯定受不了的，那间屋子晚上我们不烧炕的。”
“我还能坚持。”
大妈只好帮我把炉子生了起来。我和搭档都是不会生炉子的南方人，当天半夜炉火灭了，再加上不烧炕，我盖了五层被子，加上一件*大衣，依旧冷得不行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看到窗上都结着厚厚的冰凌。
大妈过来很心疼地看着我，她说，“孩子，你不怕冻坏了吗？”从那时起，我真切地感觉到，我们被这个家庭接纳了。
我说，“没事，你们怎么住，我们就怎么住。”
▲苏家铭（后排右一）与陈天文夫妇以及孩子们在一起
02
记录痛苦，渴求改变
拍摄进行很顺利，影片在11年4月完成了拍摄。
我们把这部作品，命名为《花儿哪里去了》。
以“花儿”命名，是因为在我心里，虽然这些孩子只是路边捡来的有缺陷的“小野花”，但如果我们用爱给他们以阳光雨露，他们也会绽放得很美。
但是在拍摄的过程中，我时常会感到无力，拍摄某些场景时，尤其是上坟的镜头，甚至连摄像机都举不起来——
我一直在记录他们家，记录他们的痛苦，但我并没有办法改变什么。
我一直都希望能帮助他们，改变生活的困境。
但当时还是个花着父母的钱，没有收入的大学生的我，发现自己的力量很渺小。
年4月，那是山西的雨季。
大叔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他说，“家铭不得了了，我们家里发生大事情了！家里的一个房子裂了很大的一条缝。”
我知道，房子的旧墙边上就是他们的炕，大叔大妈跟十多个孩子就睡在这个炕上，万一这个墙塌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“大叔，你别着急，我来想办法。”但其实当时我心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▲大叔牵着花儿们
当时，正好村里有一套房子要出售，卖家开价22万。这样一笔巨款，凭我一己之力是不可能轻易实现的。
那时微博刚刚兴起不久，我想尝试借助网络的力量，也不知道能取得什么样的效果。
和学弟学妹们商量之后，年5月12日，我以花儿基金的名义开通了官方微博，发布了一些“花儿们”的故事与求助的信息。
出人意料的是，我们很快就收到了第一笔一千元的善款。
同年6月，我们的作品《花儿哪里去了》有幸入围了上海国际电影节，获得了手机单元“最佳影片”以及“最佳纪录片”两项大奖，当时是徐克和贾樟柯导演给我颁的奖。
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徐克导演在我耳边说,
“年轻人你在做的这个事情很有意义，
我们大家都会帮你，
整个社会都会帮助你。”
▲徐克导演给苏家铭颁奖
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，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影像的强大力量。
颁奖仪式上宣布将有美元的奖金奖励，当时我就在现场表示，这个奖金全部会给到大叔大妈，自己不会要一分钱。
当我把这笔奖金全部捐给花儿基金时，我仿佛看到了新花房的影子。
在那之后，《经视新闻》、《薇薇生活家》等媒体